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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农政全书》

集传统农学与西方科技之大成,首倡“风土论”指导作物引种,推动甘薯等高产作物普及,奠定中国近代农业科学基础

  • 作者: 徐光启
  • 年代: 明末时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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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内容

《农政全书》60卷50余万字,构建了“农本-田制-技术-荒政”四位一体的农业治理体系。在作物革新方面,徐光启通过天津屯田试验,系统论证甘薯“十三胜”(抗旱、高产、易贮等优势),详述窖藏越冬、扦插育苗技术,使这种美洲作物在华北广泛种植。书中首次引入西方科学方法,与传教士熊三拔合译《泰西水法》,图解龙尾车(螺旋提水器)、玉衡(双筒水泵)等机械,并在上海浦江塘工程中实践应用。针对传统“风土不宜”观念,徐光启提出“若谓土地所宜,一定不易,此则必无之理”,以山东引种棉花、京畿试种水稻等案例,建立作物适应性试验方法论。荒政篇集历代救灾智慧,收录180条减灾措施,如“预弭篇”倡导修建梯田防洪、“有备篇”设计九种粮仓制式、“赈济篇”制定流民以工代赈章程。书中还开创农业统计先河,通过对比江浙与湖广的亩产数据,揭示“精耕之地,一亩敌粗作三亩”的集约化规律。

内容详解

徐光启认为,水利为农之本,无水则无田。当时的情况是,一方面西北方有着广阔的荒地弃而不耕;另一方面京师和军队需要的大量粮食要从长江下游启运,耗费惊人。为了解决这一矛盾,他提出在北方实行屯垦,屯垦需要水利。他在天津所做的垦殖试验,就是为了探索扭转南粮北调的可行性问题,以借以巩固国防,安定人民生活。这正是《农政全书》中专门讨论开垦和水利问题的出发点,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这也就是徐光启写作《农政全书》的宗旨。

但是徐光启并没有因为着重农政而忽视技术,相反他还根据多年从事农事试验的经验,极大地丰富了古农书中的农业技术内容。例如,对棉花栽培技术的总结,古农书中有关的记载最早见于唐韩鄂的《四时纂要》,以后便是元代的《农桑辑要》和王祯《农书》,但记载都很简略,仅有寥寥数百字而已。明代王象晋《群芳谱》中的“棉谱”,约有2000多字,比之略晚的《农政全书》却长达6000多字,可谓后来居上。该书系统地介绍了长江三角洲地区棉花栽培经验,内容涉及棉花的种植制度,土壤耕作和丰产措施,其中最精彩的就是他总结的“精拣核,早下种,深根,短干,稀科,肥壅”的丰产十四字诀。从农政思想出发,徐光启非常热衷于新作物的试验与推广,“每闻他方之产可以利济人者,往往欲得而艺之”。例如当徐光启听到闽越一带有甘薯的消息后,便从莆田引来薯种试种,并取得成功。随后便根据自己的经验,写下了详细的生产指导书《甘薯疏》,用以推广甘薯种植,用来备荒。后来又经过整理,收入《农政全书》。甘薯如此,对于其他一切新引入、新驯化栽培的作物,无论是粮、油、纤维,也都详尽地搜集了栽种、加工技术知识,有的精彩程度不下棉花和甘薯。这就使得《农政全书》成了一部名副其实的农业百科全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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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意义与贡献

《农政全书》开启中国传统农学向近代科学转型的新纪元。其推广的甘薯、玉米使清初人口突破2亿,英国汉学家李约瑟称“这场静默的作物革命改变了亚欧大陆的人口版图”。引入的西方水利技术催生陕西泾惠渠、上海浦东塘工等工程,龙尾车在华北井灌区使用后,单井灌溉面积从20亩增至150亩。徐光启的“风土论”打破农业地理局限,清代据此在东北推广大豆、在新疆种植水稻,民国金陵大学农学院将其发展为作物驯化理论。书中体现的实证精神影响深远,达尔文在《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》中引用其人工选择案例达38处,称“中国农书揭示了物种改良的惊人智慧”。该书还首次将农业纳入国家治理维度,提出的“预弭-有备-赈济”三级减灾体系,被乾隆朝《钦定康济录》全面继承,成为古代荒政制度的最高成就。日本明治维新后,大久保利通将其列为“殖产兴业必读书”,朝鲜正祖李祘更亲批“农政之要,尽在此书”。 阅读全书《农政全书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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